【北京晚報】高新企業30年:政府當“燈塔”,助力高新產業“遠航”

摘要:2018年4月24日訊,2018年是高新技術企業發展30年的日子(1988-2018),中國高新企業協會常務理事周嘉誠主任圍繞“高新企業發展歷程、反思和未來的發展趨勢”的主題,回答記者的提問。


       2018年是我國開展“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的第30個年頭(1988-2018),高新企業演變可以說是中國高新產業發展進程的真實寫照。截止2017年我國已經擁有了近14萬家高新企業,中國高技術產業對世界展現出卓越的科技輻射力和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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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新企業發展歷經“五代”


       1988年8月為配合國家“火炬計劃(高新技術成果推廣計劃)”的實施,原國家科委頒布了《關于高技術、新技術企業認定條件和標準的暫行規定》,自此,“高新技術企業認定”逐漸成為了中國高新技術產業風向標 。追溯歷史,高新企業的發展歷經了五個階段:


       20世紀80年代末(形成期)

       這一階段的高新認定主要在高新區內推行,引導企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意識,推行“技工貿一體化”的市場化經營,初步形成了我國高新技術企業隊伍的雛形。截止1989年底,共認定了高新企業2065家,技工貿總收入達26.2億元。


       20世紀90年代(發展期)

       國家發布并配套出臺了“二年內免征所得稅、減免增值稅”等一系列財政、稅收、金融、貿易政策,營造高新產業發展環境。高新認定范圍也擴展到高新區外,有力地推動了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壯大。至1999年底,我國共有17118家高新技術企業,實現凈利潤和上繳稅額均超過700億元。


       2000年-2007年(壯大期)

       1999年國家出臺了更為嚴格和明確的高新企業認定標準,高新企業認定條件開始直接與產業目錄、研發費用、高新收入、科技人員等指標掛鉤。截止到2007年,根據新條件認定的高新企業超過56000家,完成工業增加值22109.9億元,占全國增加值的1/5,高新技術企業在自主創新帶動經濟增長方面成為了當之無愧的主力軍。


       2008年-2015年(轉型期)

       高新企業由地方認定改為全國統一認定管理,并歷史性的將“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寫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形成以“以知識產權為核心”的高新認定體系,通過加強對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要求,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向價值鏈中高端邁進,優化高新產業結構,鼓勵自主創新,讓創新推動經濟發展。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國15000余家企業按照新辦法通過了認定評審。


       2016年至今(系統化)

       現行的高新認定管理,加強對“萬眾創新”生態的塑造,放寬了對中小企業的認定標準,扶持科技型中小企業,加強“認定后”監管。將高新認定與企業人才制度建設、匯算清繳、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強勾稽關系事項關聯互通,培育高新企業創新內生動力,促進高新產業新業態升級。截止2016年全國共有高新企業88368家,高技術產業利潤額達10301.8億元。



       反思:高新企業發展碩果累累 仍需“迭代”

       30年來,高新企業完成一系列自我迭代,從認定條件、流程、稅務備案到統計年報,形成了完善的高新企業管理體系;惠及科技企業同時,社會知名度大大提高,也成為當前含金量極高的“國”字頭資質,企業都會把“獲得國家高新技術企業認定”寫進公司宣傳手冊,進行市場推廣。

       高新企業從“區域”的優惠政策轉型為“普惠”的行業導向政策,有效降低了企業的科研成本,我國電子信息、航空航天、生物醫藥等重點領域高新企業逐步發展成為代表國家參與全球科技競爭與合作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國家層面上對認定工作進行了統一的規范,但各地區經濟發展程度和區域特點不同,部分認定機構和評審專家對認定條件的理解和把握不嚴,認定后疏于跟蹤管理,存在申報材料不規范、問題企業處理不及時的問題。

       部分企業仍缺乏對高新認定的系統理解,申請不通過的原因高頻率的出現在“高新收入歸集不達標、核心知識產權關聯度不高、核心技術與所選技術領域不符、申請材料不完整”等政策解讀及申請規范方面,錯失國家“政策紅利”。


       未來:高新企業需要國家“打破資本壁壘,保護知識產權”


       高新企業管理工作會走向“生態化”

       從“認定管理”走向“培育扶持”,建立體系化政策環境,未來需要重點完善“企業自查+備案抽查”機制,引導企業自查,加強各部門數據互通及后續監管,確保企業向不同部門所提供信息的一致性和準確性,規避形式審查弊端,提高違規企業追繳處罰力度,維護“健康的高新生態”環境。


       高新企業產業發展應該與資本市場對接

       靠企業的原始積累來進行企業發展,一是發展速度太慢,從而錯過發展機會,二是不能實現規模的跨越式擴張。從歐美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資本市場與高新技術產業的對接,不但降低了創新者創新風險,同時,也為創新的產業提供了雄厚的資本支持,并且發揮資本市場的乘數效應,對高新產業的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現在我們擁有近14萬家的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已經形成了巨大的高新產業數據,但可惜的是,由于高新企業的地域和行業分散,在與資本市場對接上,仍然存在很大的消息不對稱,現在資本市場與高新產業對接,還只是零散的對接的局面,并沒有發揮巨大的高新產業數據的優勢。”周嘉誠主任介紹說,“因為高新企業的產業數據的特殊性,現階段還不能完全由市場來主導,需要國家級別的政府部門來主導這些產業數據,建立資本市場庫,實現高新企業庫和資本市場庫的對接,實現資本鏈與產業鏈的聯動,實現高新企業、高新產業與資本市場的對接和融合。”


       核心技術及關鍵知識產權需加大分值

       現行的高新技術企業認定政策,已經對知識產權的技術先進程度進行了分層、分級審核,如發明專利得分等級會高一些,技術先進的得分等級會高一些。“但我認為,這種政策引導的效果還不是特別明顯,從“中興事件”以看出,我國創新型國家建設,需要企業及行業大力發展核心的、關鍵的知識產權,目前高新評價在知識產權得分上的僅僅是有一定的差距(4~8分),差距過小,不容易產生差異效應。“在政策上,要把這種核心技術、關鍵知識產權的等級和得分再大大提高一個層次。”北京墨泰知識產權專家表示,“只有差異性特別明顯,才能在政策上實現引導作用”。


       高新技術企業需要對閑置的知識產權和技術資源有一定的傾向性。

       在我國現階段,由于政策和制度的原因,大學和科研院所的技術研發,很多都不是為了經濟效益的目的,當這些技術完成了晉升和評職稱的目的,很多技術資源就處于閑置狀態,這是一種極大的技術資源浪費,其中很大一部分技術資源還是有價值的。“如何實現這些技術的價值落地,是國家急需要解決的問題,需要國家從體制上以及政策上去做一些改變。”周嘉誠主任指出,“從高新技術企業政策上來講,對這些技術的引進要有一定的政策傾向性,在產學研合作基礎上,注重技術到成果的結合,引導企業利用大學、科研院所的技術完成落地,實現理論成果向經濟效益的轉化。”


來源:北京晚報·北晚新視覺網 記者:左秋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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